节俭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之一，我们的文化典籍里有无数劝导节俭的训导，比如：“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中，也多有关于节俭的故事。东西坏了，修一下还能用，就不急着换新的；吃穿用度，即便有锦衣玉食的条件，但如仍能保持粗茶淡饭，箪食瓢饮，则不啻是额外的美德。
节俭所伴随的，是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物资匮乏、供给有限。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产能过剩是近现代史上才发生的一件“奢侈”的事，而在过往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整体角度来看，产出是不足的。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人口数量增长有限，其原因之一就是接受到粮食、织物等物资的限制。供应的短缺使掠夺也成为一种生存策略，战争因此而产生。
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选择节俭，减少物资不必要的消耗，其实就是将资源留给了其他社会成员使用。这种主动减少自身享用的机会，将有限的物资留给其他人的做法，使得节俭成为一种美德，带着人性的光辉。
节俭不但是与人分享的美德，也是与未来分享的谋划，是一种智慧。它提倡即使富足，也不在当下随意支出，而为未来留有节余，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做看，节俭所倡导的，一定程度上就是抑制即刻的消费，为将来提高储蓄。消费和储蓄，两者此消彼长。
不过，消费却是保持经济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消费所对应的就是生产者的销售。假设无人去饭店吃饭，也没有人购买汽车，那么饭店就门可罗雀，汽车产业也将凋敝。消费可以用消费率来衡量，消费率一般即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可能与我国传统的节俭习惯相关，现实中我国的消费率长期以来偏低，并没有到达保持一个经济体健康发展的应有比率。
2000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率持续下降，至2010 年，消费率降为 49.3%，然而我国的储蓄率却不断升高，虽然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消费的绝对值不断上升。不过从相对比例来看，消费率却不断下降，与之对应的是储蓄率的持续走高。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我们的节俭程度并没有降低，可能反而提高了。
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主要依靠“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消费之外的投资和出口，一向是拉动经济的两大主要动力，但投资和出口并非总能保持高位。
出口实际就是以他国的消费来对接我国的生产能力，换个角度讲，就是我们自己节俭，而让别国不那么节俭的消费者来购买和享用我们的工业产品和服务。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此时，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约为四成，而美国在人均GDP到达1万美元时消费比例达到了六成，日本、韩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消费占比也均在五成左右。对比来看，我国消费占比总体偏低，所以，出口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的一大主要动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外需减少,出口应声回落，但我们的消费并没有大幅增加。因此，原本用于出口的商品销售低迷、产能过剩的现象更为严重。出口相当于我们自己不消费，让国外的消费来顶替我们自己的消费，但当国外的消费能力因经济危机而大幅下降时，那就只能更靠我们自己的消费了，这也就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义。所以，近年来我国不断鼓励居民消费，消费率总体有所提升，2020 年上升到了54.3%。
如果居民不肯消费，除了出口之外，一种替代的办法就是投资。投资就好比个人不肯花，国家统一花钱，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投资和居民消费相比有天然的缺陷，即投资缺乏解决精准需求的能力。当一个人需要一样商品或服务，他会去购买和消费，因而这项消费大概率会是一个有效的投入，直接带来收益。而投资则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相关主体替大家统一安排消费，比如新建一座机场、一条高速公路或者一个大型文体设施等，目的是民众后续使用这些设施，由此产生消费。在基础设施几乎空白的时期，这样的投资必定能产生使用率，带来较大的回报；然而到了一定程度，其所带来的收益就会越来越低，重复投资、低效投资的问题也会出现。所以，长期以扩大投资来替代消费，对于经济产生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弱。
储蓄是节俭的一体两面，秉承节俭的传统，花的钱少了，剩下的钱相对就多了，储蓄率也就上去了。我国是全球少见的高储蓄率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居民储蓄率就达到20%-30%，之后继续一路攀升，于2010年达到42%，此后有所降低。然而到2019年，我居民储蓄率仍近35%。从全球范围来看，同期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仅在6%-7%，法德等欧洲国家在9%-10%，即使同样号称高储蓄率的日本，其储蓄率也只有12%-13%。
民众节俭到什么程度合适，储蓄率保持在什么样的程度，对此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只有高储蓄率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也有人认为高储蓄率并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但我国未来储蓄率的过快下降有可能给金融带来系统性风险。这个问题应该按不同的时期来分析：我国长期的高储蓄率，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及投资建设的重要资金；然而，近年来产能过剩、投资无效等问题早已突显，此时继续高企的储蓄率则将造成消费不足、需求疲软，不利于经济保持活力和动力。
既要保持节俭的优良传统，又要提振消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要求我们找到居民储蓄率的最优解。而储蓄率的最优解，在国家与个人发展的不同时期应该有着不同的答案。
社会经济的发展永远需要供应与需求两端的平衡，如果一味生产和储蓄，而没有消费及用度，那样产能就将过剩，最终也会反过来消灭掉生产力和经济的活力。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节俭当然是美德，但从经济角度来看，过度的节俭将抑制消费，破坏经济活力。极端的例子比如日本，许多年轻人清心寡欲，过于没有物质上的追求，而节俭的尽头将造就一个低欲望或者无欲望社会。物欲横流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但是一个没有适当物欲的社会，也可能会造成经济上失落的十年乃至二十年。
消费和节俭是不矛盾的，笔者在欧洲工作时，常见富足的德国人，开着宝马奔驰去德国著名的“穷人超市”奥乐齐购物，因为那里的商品便宜，性价比高。但德国中产阶级的车子通常是很好的，他们愿意把钱大把的花在车上，而日常的吃用仍然节俭。
疫情以来到现在，我国消费整体恢复缓慢，这和疫情影响下收入及就业偏弱有关，2021年，全国居民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9975元，2020-2021年的中位数增速不到6%，远低于2018、2019年的8%-9%。在收入增速不高的预期下，人们加大了预防性储蓄的力度，这样一来就更抑制了消费。可以说，我们有意无意之间变得更节俭了。
如前文所述，从传统美德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要继续保持节俭的习惯并发扬光大；但全员过于节俭，未必是好事。个人合理消费，也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而对国家来讲，也还是要继续鼓励消费，这样就能使民众一起分享经济建设的成果，也能藉此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者薛键为某全国性外资银行总行部门总经理，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银行委员会信用证组、保理福费廷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