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根本目的，是用来管周期。周期下行的时候，多给点货币，让下行趋缓；周期景气的时候，紧一点货币，让上行不那么陡峭。

　　这就好比人身体不好的时候，适当进点人参当归鹿茸角，扶正固本；身体亢奋的时候，吃点牛黄解毒片，去去内热。

　　1993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GDP一季度增长15.3%（调减后），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增长70%，生产资料价格上涨45%。朱镕基临危受命，直接以行政主导，积极干预的手段，一刀切停止全国基建投资，收紧货币，整顿金融秩序。甚至为此处死了”长城机电“的沈太福，杀一儆百。

　　中央地方开始了分税制，央行开始独立，商业银行体系建立，外汇双轨制打破，社保制度推出，住房开始商品化，国企开始抓大放小。今天我们享受的增长，与当时的体制改革密不可分。

　　上证综指，在朱总理1994年的霹雳手段中，7月29日触底330点，随后虽起起伏伏，但整体一路走高。

　　下图是1992-2001年中国季度GDP（当季同比）走势与上证指数的对比图。在朱总理整治最严厉的1994年，上证指数反倒反弹，并一路走高。但在此期间，GDP增速持续下滑。

　　1994年中国经济高烧42度，不用死踩刹车的坚决手段，就过不了那一关。高速中急踩刹车，经济突然失速，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下岗，改革能否成功两可之间。据说朱总理当时看话剧《商鞅》车裂的剧情时，竟潸然泪下，压力可见一斑。

　　2016年，中国经济本就积重难返，底部徘徊，改革的回旋空间，比当时大了许多，起码不会大起大落。

　　去产能去杠杆，不过是个切除手术。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改革，虽有阵痛，但与94年相比，已经和缓许多。领导者真有魄力的话，一定会抓紧改革。因为：

　　外部改善带来内部改革机遇。去年底，美国管理学会的PMI是59.7，超高景气；欧盟区制造业PMI是60.6，超高景气；日本制造业PMI是54，高景气。而中国的制造业PMI是51.6，刚好踩在荣枯线上方（中国有PMI历史以来，最高值是59.2）。外部环境的积极，显然给了中国内部结构调整以较大空间，起码我们的进出口可以分担部分增长责任，平滑周期曲线。

　　内部潜在增长已经显现。我们的经济弹性，似乎比想象中更大，即便在去产能去库存的大背景下，GDP也略超预期达到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但根据安信证券高善文（《走进新时代》，2017.12）的推测，如果剔除去杠杆因素，GDP增速应该在7.5%。规模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增长9%，达到了2011年的景气水平。全国售电量同比增长，已经从2016年初的1%，爬升至7.5%的水平。短期景气数据，虽不能确定长期的走势，但中国经济最坏的时代正在过去，已然共识。所以我们说，这叫“拐点隐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