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机制的简介

　　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约(JI)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3种碳交易机制。除此之外，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也就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这是帮助欧盟各国实现《京都议定书》所承诺减排目标的关键措施，并将在中长期持续发挥作用。
在这两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之外，还有一个自愿减排市场。与强制减排不同的是，自愿减排更多是出于一种责任。这主要是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机构，处于自己企业形象和社会责任宣传的考虑，购买一些自愿减排指标(VER)来抵消日常经营和活动中的碳排放。这个市场的参与方，主要是一些美国的大公司，也有一些个人会购买一些自愿减排指标。
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认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自愿减排是必须经过的道路。原因是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国际化，许多国家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机制对我们的企业提出减排要求。这时候我们的企业怎么达到要求呢购买自愿减排量，可能是这些企业将来降低碳足迹的一种选择。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Mechanism,CDM）：《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规范的“清洁发展机制”针对附件一国家（开发中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之间在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处（CDMRegistry）的减排单位转让。旨为使非附件一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减排,并从中获益;同时协助附件一国家透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获得“排放减量权证”（Certified EmmissionsReduction,CERs,专用于清洁发展机制），以降低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的成本。清洁发展机制详细规定于第17/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确定的清洁发展机制的方式和程序”。
联合履行（JointImplementation,JI）：《京都议定书》第六条规范的“联合履行”,系附件一国家之间在“监督委员会”（SupervisoryCommittee）监督下,进行减排单位核证与转让或获得,所使用的减排单位为“排放减量单位”（Emission ReductionUnit,ERU）。联合履行详细规定于第16/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南”。
排放交易（EmissionsTrade,ET）：《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规范的“排放交易”,则是在附件一国家的国家登记处(NationalRegistry)之间，进行包括“排放减量单位”、“排放减量权证”、“分配数量单位”（Assigned AmountUnit,AAUs）、“清除单位”（RemovalUnit,RMUs）等减排单位核证的转让或获得。“排放交易”详细规定于第18/Cp.7号决定“《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的排放量贸易的方式、规则和指南”。

　　 碳交易的总体架构

　　总体而言，碳交易市场(见图1)可以简单地分为配额交易市场和自愿交易市场。配额交易市场为那些有温室气体排放上限的国家或企业提供碳交易平台，以满足其减排；自愿交易市场则是从其他目标出发(如企业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社会效益等)，自愿进行碳交易以实现其目标。
1、配额碳交易市场
配额碳交易(见图2)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买家在“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譬如《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单位(AAUs)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下的欧盟配额(EUAs)；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可证实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最典型的此类交易为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联合履行机制(JI)下分别产生核证减排量(CERs)和减排单位(ERUs)。
1）欧盟碳排放配额
欧盟碳排放配额简单地说就是欧盟国家的许可碳排放量。欧盟所有成员国都制定了国家分配方案(NAP)，明确规定成员国每年的二氧化碳许可排放量(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标准相一致)，各国政府根据本国的总排放量向各企业分发碳排放配额。如果企业在一定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碳排放配额，则可以出售；一旦企业的排放量超出分配的配额，就必须从没有用完配额的企业手中购买配额。
《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规定欧盟国家在2008—2012年平均比1990年排放水平削减8%，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和减排成本存在差异，为降低各国减排成本，欧盟于2003年10月25日提出建立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该体系于2005年1月成立并运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多国家、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该体系的核心部分就是碳排放配额的交易。
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共包括约12000家大型企业，主要分布在能源密集度较高的重化工行业，包括能源、采矿、有色金属制造、水泥、石灰石、玻璃、陶瓷、制浆造纸等。航空业可能在2011年加入到这个体系中。
2）协商确定排放配额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附件1缔约方国家(发达国家)之间协商确定排放配额(AAU)。这些国家根据各自的减排承诺被分配各自的排放上限，并根据本国实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对超出其排放配额的部分或者剩余的部分，通过国际市场购买或者出售。
协商确定的排放配额只分配给附件1缔约方国家(发达国家)，因此很多东欧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等近年来由于制造业的衰退，成为排放配额市场的净出口国与最大受益国。东欧国家的排放配额盈余被称为“热空气”，由于这些“热空气”并非来自节能与能效提高而是来自产业缩水，所以大部分国家不愿意购买这些“热空气”，因为花钱购买这些配额似乎并不具有减排意义。
3）核证减排量
核证减排量(CER)，指的是附件1缔约方国家(发达国家)以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非附件1国家(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合作(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所实现的核证减排量可经过碳交易市场用于附件1国家完成《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的承诺。核证减排量是碳交易配额市场中最重要的基于项目的可交易碳汇。
4）排放减量单位
指联合履行允许附件1国家通过投资项目的方式从同属于附件1的另外一个国家获得排放减量单位(ERU)。附件1国家在2000年1月1日之后开始的项目可以申请成为联合履行机制项目，但是联合履行机制产生的排放减量额只在2008年1月1日之后开始签发，因此联合履行机制比起清洁发展机制，发展相对不够充分。
2、自愿碳交易市场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见图3)早在强制性减排市场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由于其不依赖法律进行强制性减排，因此其中的大部分交易也不需要对获得的减排量进行统一的认证与核查。虽然自愿减排市场缺乏统一管理，但是机制灵活，从申请、审核、交易到完成所需时间相对更短，价格也较低，主要被用于企业的市场营销、企业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等。虽然目前该市场碳交易额所占的比例很小，不过潜力巨大。
从总体来讲，自愿市场分为碳汇标准与无碳标准交易两种。自愿市场碳汇交易的配额部分，主要的产品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开发的CFI(碳金融工具)。自愿市场碳汇交易基于项目部分，内容比较丰富，近年来不断有新的计划和系统出现，主要包括自愿减排量(VER)的交易。同时很多非政府组织从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开发了很多自愿减排碳交易产品，比如农林减排体系(VIVO)计划，主要关注在发展中国家造林与环境保护项目；气候、社区和生物多样性联盟(CCBA)开发的项目设计标准(CCB)，以及由气候集团、世界经济论坛和国际碳交易联合会(IETA)联合开发的温室气体自愿减量认证标准(VCS)也具有类似性。至于自愿市场的无碳标准，则是在《无碳议定书》的框架下发展的一套相对独立的四步骤碳抵消方案(评估碳排放、自我减排、通过能源与环境项目抵消碳排放、第三方认证)，实现无碳目标。

　　 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机制

　　目前，碳市场的运行机制有如下两种形式。基于配额的交易是在有关机构控制和约束下，有减排指标的国家、企业或组织即包括在该市场中。管理者在总量管制与配额交易制度下，向参与者制定、分配排放配额，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手段将环境绩效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得参与者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达到遵约要求。基于项目的交易是通过项目的合作，买方向卖方提供资金支持，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度。由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要在本国减排的花费的成本很高，而发展中国家平均减排成本低。因此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及设备帮助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企业减排，产生的减排额度必须卖给帮助者，这些额度还可以在市场上进一步交易。
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于2005年4月推出碳排放权期货、期权交易，碳交易被演绎为金融衍生品。2008年2月，首个碳排放权全球交易平台BLUENEXT开始运行，该交易平台随后还推出了期货市场。其他主要碳交易市场包括英国的英国排放交易体系（UKETS）、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国家信托（NSW）和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也都实现了比较快速的扩张。加拿大、新加坡和东京也先后建立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

　　 碳交易机制的中国还缺好中介

　　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
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像邯钢、福建漳浦六鳌风电CDM项目那样幸运，对于找不到买家的企业来说，他们更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帮助。“从企业提出的这些‘希望帮助’的内容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在开发CDM项目中还缺少的积极因素。”成光说。
首先，对CDM认识尚不到位，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CDM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在我国传播的时间有限，国内许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同时，由于对CDM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目前关注CDM的除兴业银行(32.16,-0.17,-0.53%)等少数商业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也鲜有涉及。
其次，CDM项目开发时间长、风险因素多。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经历较为复杂的审批程序，这导致CDM项目开发周期比较长，并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此外，开发CDM项目涉及风险因素较多。政策风险来自于国际减排政策的变化，如2012年后中国是否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决定了2012年后合同的有效性；项目风险主要是工程建设风险，如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产，资源能否按预期产生等。在项目运行阶段，还存在监测或核实风险，项目收入因此存在不确定性，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支持。
再次，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提供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
成光说：“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几年，中国需要相当数量的像北京中碳技术有限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但目前来看，这样的机构总体来说数量太少，而且大都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开发或者消化大量的CDM项目。而在国外，CDM项目的评估及排放权的购买大多数是由中介机构完成。”
另外，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曾经参与中国多家企业第三方认证工作的张建丽介绍，CDM机制项下的碳减排额是一种虚拟商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很长，因此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
 

　　 全国哪7个省份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

　　 五市二省，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深圳 广东 湖北 中国碳交易试点城市效果怎么样

　　 目前中国有7个区域性碳市场试点，布局在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内地和沿海区域，到2015年底涵盖了超过2000家企业，年发放配额总量达到12亿吨。
与欧盟碳市场近6年的前期准备不同，中国的碳交易区域试点在接到发改委通知两年之后即启动。2013年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天津试点市场开始操作，武汉和重庆也在几个月内启动试点。也就是说，时间最长的试点市场也只有3年运营经验。
试点项目显示不同地区的试点运作状况存在明显的差异。一方面，不同地区碳市场的成交价格差异较大。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介绍，只有北京的碳价格是稳定在50元/吨左右，广州和武汉的碳价格则只有10-20元。
另一方面，不同市场的规范化水平差异也不小，体现出不同区域间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的林佳乔认为，重庆和湖北碳市场就明显体现出培训的不足，企业既没有真正理解碳市场，对待排放数据也不够认真。相比较而言，上海市场的机制设计和企业培训方面就做得很不错，值得其他市场借鉴。
目前规范碳市场的是2014年颁布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管理暂行办法》，只是发改委的部门规章，约束力较低。正在拟定中的《全国碳排放交易管理条例》为国务院条例，具有更高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