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多地疫情出现反复，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已经迫在眉睫，但如何让宏观政策更好地发力？对此，近日采访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命题”。

　　贾康认为，当前财政政策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财政政策“工具箱”中可用工具依然充足，在疫情反复的冲击下，除了进一步落实已有的财政政策之外，还应积极稳妥地考虑增发“抗疫特别国债”，同时可考虑通过消费券等方式，拉动经济复苏。

　　“财政是连接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公民分配关系的交汇点，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处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面对 ‘十四五’时期的新形势、新问题，我们亟须加快步伐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贾康在近日发布的新书《中国改革真命题》中还指出，理顺中央地方关系为代表的制度安排、事权、财权和支出责任，应是当前我国财税改革过程中的首要问题。

　　应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财政政策将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部分地区疫情出现反复，您认为在当前内外部环境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应如何发挥好宏观政策工具作用，保障中国经济平稳发展？

　　贾康：现在形势的严峻程度值得高度关注。4月29号中央政治局对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在宏观调控方面，现在市场经济是所谓间接调控的机制，间接调控特别依仗两大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

　　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货币政策它的作用有限，就好比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在经济热度过高、速度过快的时候，拿着绳子拉住它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如果经济动力不足，通过绳子推着走，却效果不大，这时候财政政策要更多的起作用。

　　实际上，财政政策的作用既是配合货币政策扩张总量，从而给经济升温、扩大内需，增加更多的流动性，同时，还特别是要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财政政策不可替代的功能，可以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在区别对待中优化结构。当下非常需要财政政策在贯彻中央的精神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这方面有所作为。

　　应考虑增发“抗疫特别国债”

　　：您认为，在当前的状况下，财政政策应如何更好地发挥效用？

　　贾康：我认为要根据现在已经观察到的1-4月份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积极探讨相关措施。以当前形势来看，我们需要考虑财政政策在现有政策安排基础之上，动用政治局所说的“政策冗余度”中可用的政策扩张空间。

　　当前积极稳妥地考虑今年增发“抗疫特别国债”，是非常有必要的。上一轮发放的“抗疫特别国债”具有多元化的对应性，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更带有综合性质和一定的灵活性。而“抗疫特别国债”可以不计入财政赤字，这样避免将问题复杂化。

　　：您建议这一轮的“抗疫特别国债”需要发行多少规模？这些资金又将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贾康：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发放了1万亿元，从今年疫情的冲击来看，其对经济的影响恐怕已至少与2020年一季度疫情初起时大抵相当，因此可以考虑比照1万亿元的规模考虑“抗疫特别国债”，但具体的规模还需要相关管理部门根据更全面的信息分析以后最终确定。

　　“抗疫特别国债”所对应的项目，可以更加多元化。

　　首先一定要对应到“有效投资”。当前中央的意图非常明显，有效投资主要是指新老基建，在实际的操作方面要在项目上争取高水平，既要扩大内需，还要优化结构。

　　其次要直接用于“抗疫”。如对疫情较为严重地区“抗疫”所形成的支出要加以弥补等，这与2020年的情况类似。同时，还可以考虑运用财政资金对银行进行贴息，并形成对小微企业的优惠贷款等。

　　最后，“抗疫特别国债”还可以考虑对汽车、家电等行业给予特别支持等。

　　可考虑对中低收入阶层发放消费券

　　：除了“抗疫特别国债”，是否还有其他可用的政策工具？

　　贾康：发放消费券我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地方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促销，可以将流转税提前动用来支持企业，从而更好地形成交易，这是促销性质的政府给予消费者的补贴。

　　而在2020年“抗疫”的抗疫经验来看，地方政府通过消费券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冲击中大量的小微企业生存难题，也缓解了不少大型企业的供应链难题。企业有活路，百姓就有了就业和收入，经济也就有了可持续性的发展，也就有了未来的流转税。

　　另外一种消费券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是美国的那种“coupon”，即对低中收入阶层发放，拿去以后只能换成实物而非现金。这样做的管理成本低、实际效果好，针对性强且容易执行。

　　此外，财政政策已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机制，要更多讲求尽快落实，还要提高执行中间的综合绩效，已经明确减税降费的，要更好落实。已经在框架里安排的地方专项债，3.5万亿元对应的相关项目，也应该积极尽快启动和给予必要的后续资金的不断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可选的其他政策工具，跟发放“抗疫特别国债”并不冲突，因此上述政策可以同时组合运用。

　　财政收入明显下降 不排除启动预算调整方案的可能

　　：近期多地公布了4月份财政收入数据，下降幅度较大。同时，根据财政部数据显示，1-4月累计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减收的8000亿元之后，全国财政收入增长5%，增幅比1-3月累计增幅有所回落。您认为，财政收入的减少的趋势是否还会持续？若持续下降，是否会对当前财政政策实施空间产生影响？

　　贾康：4月份财政收入的下滑主要原因是受到疫情的冲击。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受疫情影响已经造成了财政收入的下滑。未来财政收入情况还需看上海等地疫情何时能够得到基本控制。不过，当前仍需做好思想准备，应该“见事快”、“决心大”，要给宏观调控政策加码，做最大努力来改变未来可能的财政收入继续下滑的态势。

　　此外，未来不排除要启动预算调整方案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可能要综合考虑是否应提高财政的“赤字率”。而如果这一调整方案启动，需要人大常委会审批，这在1998年已有先例。

　　：在您看来，当前的财政“赤字率”水平如何？

　　贾康：当前中央已经用了“政策冗余度”的概念。而我国的广义公共部门负债空间和财政赤字的安全区还有较大的冗余度。

　　所谓3%的赤字率和60%的公共部门负债率红线，实际上只是欧盟签《马约》时作为财政纪律的一个整数关口，没有特别精确的测算，也没有特别的学理依据。中国没有必要将其作为金科玉律，但可以借鉴，如前些年以3%赤字率作为关口来控制，然而特殊情况下可以有所超出。

　　不过，对财政赤字率确实不要太较真，这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一种态度。从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今年财政赤字率按照2.8%左右安排，这较去年的3.2%有所下降，表明政府特别注意了防范公共部门风险的态度。

　　未来应如何深化财税改革？

　　：我国的财税改革已经实行多年，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您在近日发布的新书《中国改革真命题》中指出，我国亟须加快步伐推进财税体系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您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如何深化财税改革？

　　贾康：财税改革是要通过多轮“最小一揽子”配套措施不断推进，是“慢变量”。当前应对疫情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则是“快变量”，这两者之间需要相互协调呼应。就“慢变量”的制度创新来说，它从更长远的意义上决定着我们未来如何解放生产力，给未来发展带来“后劲”。

　　在制度创新中，财政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我国财政主要是三大方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预算管理改革，税制改革，以及理顺中央地方关系为代表的制度安排、事权、财权和支出责任。

　　其中，理顺中央地方为代表的制度安排、事权财权支出责任，应放在首位。当前，中央层面已经下了多份的文件，从中央地方共同承担的一些基本的重大事权如医疗、教育、公共交通体系等等方面，要具体化到事权的一览表，各个不同类型旳地方，中央地方承担支出责任的具体比例的量值，还有就是支出责任这方面的清单等。有了事权、支出责任合理划分之后，还要有绩效考评和问责制，这是未来财税改革的重点。
而在深化改革过程中，还应在行政层级上推进扁平化管理，即从五级变为三级，实行三级事权、三级财权的配置、三级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清单等，这是未来财税改革努力的方向之一。

　　：在完善地方税体制改革、完善地方税源等方面，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贾康：在地方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维护市场统一为原则，应在考虑税种属性、外溢性和区域分配格局的基础上，于税制改革中积极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充实地方税收入、完善地方财源建设。

　　比如积极稳妥启动房地产税的立法，强化保有环节征税，为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地方政府职能优化和收入再分配构建长效机制，并为地方税体系打造稳定税基，形成未来的重要财源。同时还应动态优化资源税、环境税等。

　　此外，还应积极完善与地方税体系相对应的地方税费管理权限，在发展完善财产税、房地产税的过程中，应考虑合理扩大地方税权，下放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并使地方非税收入体系的改革与地方税体系的建设匹配。